【創新應不拘束于師者】

　　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洪文達于2014年2月5日辭世。

　　在60多載學術生涯中，他耕耘在政治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兩個學術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他常常對學生說的一句話是：

　　創新應不拘束于師者且不盲從于師者。

　　【高中同桌鄧稼先】

　　1938年，教育部在重慶江津德感壩設立了以安徽籍流亡師生為主體的“國立安徽第二中學”，后改名“國立第九中學”。少年洪文達便也輾轉到了重慶，成了“國立九中”的學生。此時的洪文達便有機會接觸“青年自學叢書”（生活書店出版）等通俗的社會科學啟蒙著作。在“國立九中”時期，洪文達有一位同桌，他的名字叫做鄧稼先。

　　【從讀文藝書籍開始走近馬克思主義】

　　OneDayWhenWeWereYoung是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反杜林論》是對他影響最大的著作。他一生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接近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卻是從讀文藝書籍開始的。他喜歡舊俄現實主義小說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人文載道通達一生

　　洪文達主張解放思想，重新認識西方經濟。他的思想萌芽、形成在中美建交以前，這在學術界、在理論界都是比較早的。

　　幾十年的教育生涯之中，他始終要求學生睜大眼睛去看世界，“不看世界，怎么看得懂中國”。“研究經濟就要有全球眼光，有世界眼光，然后要有自己的想法，這便是洪老師留給復旦世界經濟系的寶貴遺產。”華民如是說。

　　洪先生對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的影響是巨大的，他提倡學生對于英文的學習，強調學生對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習，在王勇看來，“這些對于世經系的影響，是在基因上發揮作用的”。

　　【學術檔案】

　　洪文達（1923.8.2—2014.2.5），經濟學家。安徽涇縣人。194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經濟學系，1950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班。1950年—1953年在華東財經委員會工作。1954年調華東紡織工學院任教，1956年調復旦大學，任經濟學系副教授。1979年，參與創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曾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主任、經濟學院院長等職，兼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顧問、中國美國經濟學會顧問等。長期從事政治經濟學與世界經濟的教學研究，聯合主編《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學》等。

　　讓每一位認識洪文達先生的人給他畫張像，共同點便是“那位滿面紅光，講話中氣十足，關愛學生的經濟學人”。即便在病榻之上，即便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依舊是那位聲如洪鐘、樂觀豁達、豪爽健談的洪先生。2014年3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諸位經濟學者和洪先生的學生們坐在一起，緬懷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長者。追思會的名字貼切極了，“人文載道，通達一生”。

　　1923年8月2日，洪文達出生于江蘇南京，中學時代曾入讀著名的蘇州中學。1938年，教育部在重慶江津德感壩設立了以安徽籍流亡師生為主體的“國立安徽第二中學”，后改名“國立第九中學”。少年洪文達便也輾轉到了重慶，成了“國立九中”的學生。此時的洪文達便有機會接觸“青年自學叢書”（生活書店出版）等通俗的社會科學啟蒙著作。在“國立九中”，洪文達有一位同桌，他的名字叫做鄧稼先。

　　會考時，洪文達成績很棒，排在理科前十。大概是心情大好，便約上同學一同出游了，以至于填報志愿時，人并不在校，只好委托老師代填。或許是老師覺得他的化學讀得不錯，便替他填報了“中央大學”的化工系。用洪文達之子洪新先生的話來說，“彼時的化工學科，其熱度大概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的計算機系”。而在那個年代，“中央大學”的化工學科無疑是國內最好的。手握試管、燒瓶，洪文達卻越發信仰“經濟救國”的理念。于是，他毅然棄理從文，遠赴漢中，入讀西北大學經濟系。

　　洪文達一生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接近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卻是從讀文藝書籍開始的。他喜歡舊俄現實主義小說和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最“走心”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這些著作激發起一個青年人改造社會的熱情，也就自然地推動他去接近馬克思主義。在西北大學求學時，課堂上老師講的主要是西方經濟學課程，業余時間他卻捧著《反杜林論》《資本論》不放，一心鉆研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他有觀點，更重要的是觀點后面跟著邏輯、跟著文獻”

　　1950年，洪文達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生班，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政治經濟學教師中的一員。同年，他去教職，入華東財經委員會，先后任辦公廳秘書和第二辦公室私營企業組負責人，同時在滬江大學和上海財院兼授經濟學。其間，與時任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有了諸多往還的機會。

　　1954年，洪文達調華東紡織工學院任教。一年后，任該校副教授兼馬克思主義教研室主任。1956年，洪先生重新登上復旦大學的講臺，執教經濟學系，任副教授，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上世紀60年代，洪文達的教學和科研重心開始逐漸向世界經濟學轉移。從此，開始了其在這一學科領域的耕耘。

　　1977年恢復高考后，一群心中有夢、腳下有路的年輕人，帶著憧憬走進了大學校園。對于洪文達而言，無疑也是一個的新的開始。

　　“洪先生健談，上課很吸引人。”憶恩師，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說，“他有新的觀點，更重要的是觀點后面跟著邏輯、跟著文獻”。

　　77級大學生無疑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非同尋常的一群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年紀、經歷都不盡相同。“77級上課常常是沒有講義的，大家都是成年人，課堂上更多是思想的交流。對于老師而言，恐怕只有這樣才能‘鎮得住’那些‘大齡學生’。當然，那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施展才能的機會，所謂‘教學相長’嘛。”在華民的記憶中，洪先生的觀點很新、很鮮活，“往往是他昨天晚上思考的問題，第二天早上就拿到課堂上分享了。”

　　“越是理性的人，越是懂一點東西的人，越是開放”，這是當年洪文達對汪道涵先生的評價。事實上，他大概也是這樣的人。正因為如此，身后才會不乏“當時經濟系，思想最解放的是洪老師”“洪先生對待學術嚴謹認真，思想開放，與時俱進，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眼光”的評價。

　　上世紀80年代末，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鄭勵志和洪先生一起去日本參加研討會。“洪先生每到一所大學都積極熱情地與學者交流，關心新鮮事物，關注日本現代化的經驗，希望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向日本學習。”三十幾年過去了，鄭勵志依舊記得分明。

　　洪文達主張解放思想，重新認識西方經濟。他的思想萌芽、形成在中美建交以前，這在學術界、在理論界都是比較早的。幾十年的教育生涯之中，他始終要求學生睜大眼睛去看世界，“不看世界，怎么看得懂中國”。“研究經濟就要有全球眼光，有世界眼光，然后要有自己想法，這便是洪老師留給復旦世界經濟系的寶貴遺產。”華民如是說。

　　初創中國第一個世界經濟系

　　1979年，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建系，成為中國高等院校中最早設立并首次倡導以國際化視角培養經濟領域高級專門人才的系科——也就是中國第一個世界經濟系。洪文達的名字，便出現在“創始團隊”之中。“我們倆可以說是一見如故的‘忘年交’，第一堂課下課，我們就成了‘煙友’。”，6年前那個陰雨綿綿的午后，在洪文達先生追思會上，作為第一屆世界經濟系學生，王戰回憶道，“洪先生一點教授的架子都沒有，氣量大，心胸廣，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鋪天蓋地而來。經濟改革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拓展，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新的挑戰。從計劃體制改革到原材料調撥體制變化，從流通體制放開到和鄰近省市商業交流，從工業產品價格的開放到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從財政包干到企業激勵機制，在實踐、政策和理論上都提出了一系列嚴峻的考驗。經濟系77級朱民、世經系研究生陳偉恕和世經系79級王戰三位同學計劃在復旦大學成立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教研體制外相對靈活地對當時緊迫的城市經濟改革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有計劃只是個開始，真正有結果落地才會有收獲。1984年，上海市高校首個經濟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掛牌，首屆中心主任便是洪文達。對于這段歷史，朱民先生在“感恩復旦40年——在恢復高考40周年暨復旦77/78級返校大會”上的發言中，曾動情地說：

　　我、陳偉恕和王戰三人的建議提出后，學校的相關管理部門開了座談會，討論熱烈，對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態度，但在具體安排上也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會議無果而散。洪文達老師參加了會議，走到校門口，洪老師停下來，堅定地說，我們去找林克書記匯報。一周后，在校黨委書記林克老師的家中，洪老師在座，我向林克書記作了匯報。林書記仔細地聽著，不停地吸煙，時時提出問題，也不時地提出新的建議。一個多小時后，當兩個煙灰缸都被塞得滿滿時，林克書記徐緩而堅定地說，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復旦也要改革、也要變革。青年們主動關心和參與改革的大事，應予支持。我們上校黨委會討論。

　　六周后，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大會在春寒中舉行。

　　多年后，當年青澀尚未褪去的年輕學人，都成長為中國經濟工作領域或中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棟梁之才。他們是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原常務副總裁陳偉恕和上海社科院原院長王戰等。

　　1985年洪文達擔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系主任。兩年后，兼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1990年，五市長代表團訪美，朱镕基任團長，汪道涵任顧問。另有一個學者代表團隨行，洪文達即在此列。朱民記得，訪問期間，“他專門擠出晚餐后的時間，把我和幾位復旦校友叫去，給我們講國內的經濟形勢，講改革和開放的政策”。

　　1991年開始，洪文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是嚴師，也是慈父

　　就像兒子記憶中的父親永遠是那個如山的男人，強永昌心里住著的洪先生，不改的是“60幾歲”的模樣。直到今天，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強永昌教授依舊不敢相信，初入師門時，恩師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先生。

　　1992年，強永昌在財大讀碩士，提前半年畢業的他想在學術上走得更遠。于是，一個初夏的下午，經上海財經大學汪洪鼎教授推薦，強永昌第一次登門復旦大學第9舍宿舍，洪文達的家就在這里。敲門數下，應門聲中氣十足，應門者滿面紅光，雖著居家便裝，難掩飽滿精神。詢問了學習、研究情況后，洪先生表示：“你的研究基礎不錯，國際貿易學科缺少老師，希望你可以繼續國際貿易方向的研究。”

　　后來，強永昌就成了洪文達的學生。

　　洪文達愛學生是出了名的，卻從不偏袒“個人的門下”——好的機會只留給最合適的人，這大概就是一個院長的大局意識、一位大師的擔當。

　　他是嚴師，更像慈父。據說當年學生張文朗遠去德國做博士后，行裝基本都是洪先生親自準備的。

　　強永昌眼中的洪先生是一個“非常直率、原則性特別強”的人，在其位，謀其政，行其權，盡其責。他是一個純粹的人，純粹得近乎天真。只要是他覺得作為一個老師，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該做的事情，即便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他依舊會盡全力去爭取。幾十年來，他處事、為人的出發點都不曾改過，那就是學院的發展、學科的建設。

　　1982年，華民本科畢業，執教華東師范大學，后來擔任副系主任。洪先生愛才，一直希望他能回到系里。可是，華師大同樣愛才，事情便難免有些尷尬了。直到1990年，華民決定“脫產”回到復旦讀書，成為洪先生的“全職”博士生。這一年，華民40歲。對于“不惑之年”的他而言，“脫產”無疑面臨家庭生活的壓力。于是，洪先生坐不住了。他直接跑去找校長，講了一堆“我們要愛護人才”“引進人才不容易”之類的話。后來，華民果真以教師編制調回復旦，每學期上兩門課，在職讀博。“凡是先生看準的人，抓一個就是一個，他會在各方面給你創造條件。”往事已走過整整30個年頭，說到這兒，華教授的語氣里仍舊裝著滿滿的感激，“做先生的學生，對于沒想法的人來說會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為他會一直逼著你。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有想法的人，他便會一直支持你。只要讓他看到你解放思想、不斷探索，他就會和你一起研究、共同探討。”

　　作為洪先生第一個全程培養并順利拿到學位的博士，有時上午的課結束，華民就跟著老師回家，先“混”上一頓先生親手燒的午飯，下午便是學術交流時間，常常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然后再收工、回家。洪老師燒的紅燒肉、響油鱔絲的味道，華民至今還記得。

　　洪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一個快樂的人。他愛美食，愛電影，愛音樂，愛和有想法的人聊天，除了聊經濟，還可以聊文學、聊音樂。《美麗人生》《肖生克的救贖》便都是先生推薦給華民的。“他是一個對于生活質量要求很高的人”。

　　真正能夠稱為“師”的人，對學生的影響可以是一輩子的

　　事實上，對于洪老師的廚藝念念不忘的絕非華教授一個人。

　　那個年代，老師對學生親切隨和。朱民回憶：洪老師特別愿意和年輕人接觸，雖然第一年并沒有給他們上課，但他經常到學生宿舍噓寒問暖，解疑釋惑。“我喜歡聽洪老師論天下時事，很快就和洪老師熟了。我后來知道，洪老師和我同住在一條街上，相距不到百米。這下更方便了，周末回家，我時不時地溜到洪老師家中，聽洪老師的高論，也時不時品嘗洪老師的廚藝。洪老師做菜，我通常在一邊打下手，他高度近視，看著他邊盯著貼在墻上的菜譜，邊炒著菜，還邊和我說話，也真是忍俊不禁。洪老師的小兒子洪新也不時加入我們的討論，有時我和洪老師聊完了，洪新又跟著我到我家繼續我們的話題。我就這樣成了洪老師家中的一員。”（朱民：感恩復旦40年——在恢復高考40周年暨復旦77/78級返校大會上的發言）

　　真正能夠稱為“師”的人，對學生的影響可以是一輩子的。

　　上世紀90年代中，朱民在美國讀了碩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銀行工作了幾年，積累了相當的實踐經驗，準備回國。“但當時我周邊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當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顧慮比較多。不說工資減少百分之九十，就說工作環境，小孩教育，就是不放心。事情就僵住了。”學生的難處，為師者最清楚，后來洪文達到美國學術訪問，專程到華盛頓，住到朱民家和老太太談心，聊家常，聊天下事。從他自己的經歷，到我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過程，再到未來展望，到國家對人才的需求。經過一周的努力，終于說服了老太太。洪老師回國后，朱民也收拾行李，踏上歸國之路。回到上海，未及安頓行李，先去看洪老師，洪老師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大聲地說：“朱民，你回來就好，有問題我們共同來解決。”那一刻，朱民被一股暖流包裹著。當晚洪老師高興，自告奮勇下廚，自詡技藝又有很多長進。（朱民：感恩復旦40年——在恢復高考40周年暨復旦77/78級返校大會上的發言）

　　“在復旦世界經濟系，洪文達老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一位令所有學者尊敬的老前輩。”回想起與洪文達老師的一面之緣，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記憶猶新。1999年，還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讀大四的王勇，已保送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擁有一年“自由”時光的他便四處“蹭”課。洪先生給經濟學院博士生開的專題課，王勇自然不會錯過。就在那唯一一次的、短暫的課間交流時間，先生還是耐心地詢問眼前這位年輕人的名字、學習情況等等，并給予了更多的鼓勵。從此，在王勇心中，“洪老師是一位特別愿意提攜后進的師長”。小小的細節當中，洪先生對于學生的愛護可見一斑。

　　“洪先生對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的影響是巨大的。”王勇說，先生提倡學生對于英文的學習，強調學生對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習，“這些對于世經系的影響，是在基因上發揮作用的。”

　　1990年12月18日，洪文達在《新民晚報》上撰文談讀書，他對讀者說：

　　讀書的范圍要寬些，特別是搞社會科學的人。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是相互關聯的，如經濟學就與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關系相當密切。第二，讀書當然要集中主要力量在專業方向上，但閱覽廣泛是很重要的。既考慮專業，又顧及興趣愛好。開卷有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養成持之以恒的讀書習慣。人都是有點惰性的，只要能克服了惰性，就能學有專長。當然，讀了以后，還要繼之以思考。只有這樣，才能從讀書中真正得到教益。一旦考慮某方面問題，腦子里積累的有用的信息自然會跳出來，幫助你思考和分析。

　　在洪文達先生看來，所謂開卷有益，就是愛好讀書，從各種書中汲取營養。所謂多思，就是讀書時要勤于思考，把讀到的書進行消化。所謂學無止境，那就是知識無涯，只有活到老，學到老，才能跟上形勢，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